欲看懂今天的日本，就必须了解日本的昨天，尤其是帝国时代的日本。
所谓帝国，就是通过对外战争，拥有殖民地或藩属国的扩张型国家。按此标准，从1868年倒幕成功算起，到1945年二战无条件投降，就是日本亢奋的帝国时代。
在这短短的77年时间里，日本从一个封建小国，崛起为可击败沙俄的资本主义强国，然后又迅速沦为废墟。
期间，日本主动发起了5场对外战争，大约每16年就要跟人干一架。它欺负贫弱的朝鲜、清朝，挑战势均力敌的俄国，甚至攻打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。像个喝醉了的疯子。
伊藤博文之死
伊藤博文身中三枪，离死亡仅剩二十分钟。弥留之际，他问：“我中了三弹，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身边工作人员告知：“众人制服刺客时，听他用俄语高喊了三声‘高丽亚乌拉’（朝鲜万岁），应该是伪装成日侨的朝鲜民族主义者。”
伊藤失望地叹道：“杀我？马鹿（ばか，糊涂、笨蛋）。”
当听说随行秘书官森槐南也中枪后，他说出了人生最后半句话：“森也负伤了……”
1841年10月16日，伊藤出生于德川幕府末期长州藩，幼名利助。父亲林十藏，在伊藤武兵卫家做长工。武兵卫年老无子，收十藏为养子，利助随父入伊藤家。
伊藤幼年家贫，吃了不少苦。1857年，他有幸进入山口县“松下村塾”，受教于“维新精神领袖”吉田松阴，从此闻达天下。
1862年，受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影响，伊藤悄悄潜入英国公使馆，往里头扔自制燃烧弹。
1863年，伊藤受长洲藩派遣，前往英国留学，第一次感受什么叫“井底之蛙”，从此下定决心，全面向西方学习。
1853年，美国“黑船”强行撬开日本国门时，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这样的：天皇→将军（德川幕府）→藩主→武士→平民。
其中，天皇只是摆设，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。整个日本，分裂成276个藩邦，他们各自独立，有时候还打架。
武士一般寄养在各大藩主、将军名下，当然武士分许多阶层，有些没有主人可寄养，称为浪人，武士拥有杀人不用负责的特权，但幕府末期，大多数中下层武士都过得不如意，有些不得不出卖武士身份，成为富人养子。比下层武士更低贱的，就是各类平民。
西方人来了之后，日本这套体制再也维系不下去，其中一些藩主和下层武士，开始密谋革命。他们想要推翻幕府统治，直接拥戴天皇，然后废除藩邦封建割据，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。因为只有大统一，才能修建全国范围内的铁路、使用同一种货币，并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。
1868年，西南四藩（萨摩、长洲、土佐、肥前）联合军，与幕府军大战，史称“倒幕”战争，延续了260多年的德川幕府，被明治新政府取代。自此，日本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。
学有所成的伊藤，进入维新政府工作，最重要的成就，是为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宪法：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。
如果说“维新三杰”（木户孝允、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）是“倒幕”功臣，那伊藤博文就是将日本推向现代化最重要的技术官僚。
在他被刺杀前，他已数度担任新政府首相、贵族院议长等要职，位极人臣。
在清日战争之前，朝鲜半岛与清朝是宗藩关系，战后“独立”，成为“大韩帝国”。日俄战争后，日韩签订《日韩保护条约》，大韩变成日本殖民地。
大韩被日本殖民后，半岛内国民如丧考妣，群情激愤，抗议风潮不断，自杀殉国者也不少。
伊藤任大韩“统监”三年，被人称为“伊藤太师”，也是促成《日韩保护条约》签署的罪魁祸首，朝鲜民族主义者恨不得扒其皮吃其肉。有一次在釜山考察，他下车问围观群众：“我就是统监伊藤博文，有要杀我的吗？”众人不语，偶有一人违心高喊：“没有！”
1909年10月，伊藤预备前往中国哈尔滨，与俄国人会晤商讨东清铁路修建和管理事宜。
远在海参崴的朝鲜人安重根，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。他聚集11人，断指为约，组成“断指同盟会”，以残指写下“大韩独立”四字，发誓诛杀伊藤博文。
10月26日，伊藤一行人抵达哈尔滨火车站。站台上，除了俄国仪仗队，还有不少旅居哈尔滨的日本侨民。
伴随着俄国军乐欢迎曲，戴着鸭舌帽、穿西装的安重根，突然冲出拥挤的人群，向伊藤连开三枪。为了防止击错目标，他向伊藤左右的日本人射出四发子弹……
因此举，安重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。在今天的哈尔滨火车站，还设有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恳请设立的“安重根纪念馆”。
不过在伊藤遇刺后不久，1910年8月，日本逼着韩国签署《日韩合并条约》，日本彻底吞并大韩，直到1945年才复国。
最后的武士
1871年，伊藤以副史身份，前往欧洲游历访问。两年后，他回到国内，担任工部卿，一边修铁路，一边创办一系列国营企业。
与伊藤一起访欧的，有一个比他的资格还老的人，这就是“维新三杰”之一的大久保利通。
1873年，大久保利通回国后，成立内务省，并自任内务卿，工部卿伊藤和大藏卿大隈重信，是他两个得力下属，三人构成日本明治维新时代“殖产兴业”（国家主导的投资）的支柱。
但同是1873年，伊藤的另外一位前辈，“维新三杰”之一的西乡隆盛，却过得凄凄切切。原因是他提出的救国方式，被大久保利通无情否决。
西乡隆盛
西乡和大久保，都来自长洲藩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曾经互相提携，同为改革派，也是倒幕战争中的亲密战友。但是，由于救国方法上的分歧，两人分道扬镳，终成死敌。
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如火如荼，西乡参与的军改，也在进行之中。所谓军改，就是取消只能由武士参军的陋习，允许平民参军。
西乡原则上同意这项军改措施，但他觉得，应该兼顾中下层武士的利益。
理由是，这些旧武士，曾经参与倒幕战争，如今战争胜利了，却要面临军改失业的风险。过去的藩主、诸侯无惧改革，最起码不用担心饿肚子，但对本来就穷酸的下层武士而言，军改无异于将他们往死里逼，可谓卸磨杀驴、兔死狗烹。
西乡本就下层武士出身，加上性格豪迈、重义气，因此推出军改时，尽量照顾旧战友，比如他提出，由旧武士组成近卫军。
但近卫军数量毕竟有限，无法完全解决中下层武士的就业问题。他不忍看见昔日战友生计无着，因此提出：通过对外战争，解决底层武士就业问题。
西乡提出“征韩论”，甚至自荐任朝鲜大使，伺机制造事端，助日本出兵征讨。
西乡的提议，引起朝内震动。大久保不同意西乡的提议，认为对外战争不是不可以打，只是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先实施改革，否则缺乏现代装备和后勤保障的旧武士，不可能抵御可能干涉的大清和西方武力。
被昔日的发小反对，西乡感受到深深背叛，愤而辞职，带领亲信偏居鹿儿岛，创办“私学校”。
偏居一隅的西乡，一副不管世事的模样，但成千上万折服于他的下层武士，慕名而来。他们不断怂恿他立杆而起，“大将何时起事，我等必厉兵而从”。
没过多久，鹿儿岛发展成一个独立王国，不纳税，也拒服兵役，私设军火工厂，西乡创设的“私学校”扩展达130余处分校，几乎与军队无异，第一年便招收了3万学生。
西乡走后第二年，明治政府其实就采纳了他的提议：以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，不过打的不是韩国，而是台湾。
日军3000人，大胜数倍于己的清军。胜利后，大久保亲自带队，向清廷索赔500万两白银。一番讨价还价，清政府赔了50万两白银，脸面丧尽。
在大久保和西乡争斗的过程中，一群“绿茶婊”政客借机崛起。这些人长袖善舞，利用二人矛盾，得渔翁之利。其中得利最大的，莫过于时任陆军大辅的山县有朋。
山县有朋
山县这人不是什么好鸟。他是来自长洲的武士，早年受尽门阀偏见之苦，跟伊藤一样，曾受教于吉田松阴。西乡走后，他一路飞黄腾达，晋升为陆军中将。
军改过程中，他赞同用平民替代旧武士，但不同于西乡，他做得更绝，不仅要求军人表面服从，还要在思想上“净化”，推出《军人“读法”七条》、《军人训诫》、《军人敕谕》等洗脑工具，要求军人视“为天皇而死”为最大幸福。
为了抛弃旧式武士，他颁布《废刀令》，强迫武士解除象征地位的武士刀，从精神上羞辱武士，引发了一连串武士叛乱。
旧武士几乎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，纷纷投奔西乡。所以没过几年，鹿儿岛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。
明治政府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隐患，欲除之而后快。
终于在1877年，双方战争打响。这场战争持续半年有余，打得异常激烈，史称“西南战争”。
西乡率领鹿儿岛旧式武士，拼死抵抗，杀敌无数。但这终究是一场以寡敌众，以旧抗新的战争。西乡领导的鹿儿岛军，最终以战败收场。
西乡本人战死沙场，地点就在鹿儿岛县内锦江湾畔的城山。
战死当天，西乡身中两弹，倒在路边不能动弹。他自知难逃一死，命令身边的表弟别府晋介，将自己的头颅砍下，以免死在敌人之手。别府仰天含泪，挥刀斩下其首级，由两仆人带走。
剧照
“最后的武士”以惨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绝唱。
梁启超感怀西乡之英雄胆色，曾作诗赞美：“行行一膜拜，热泪洒秋风。”
在明治政府眼里，西乡是名副其实的叛军，但在许多日本普通人眼里，他的真性情、加上如蜡笔小新一样的长相，却显得颇为可爱，因此大受欢迎。
不过明治政府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像山县有朋这样足够冷静的技术官僚。这有点像当年的列宁甘愿选择平庸冷血的斯大林，而放弃天资纵横的托洛斯基。
这种选择，谈不上对或错，于政权的长治久安来说，冷酷的技术官僚似乎是更优的选择，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，无论山县有朋还是斯大林，都给他们领导的国家带去巨大的灾难。
西南战争结束前四个月，“维新三杰”之一木户孝允，死于疾病。西乡死后八个月，“维新三杰”中的另一位大神大久保利通，被崇拜西乡的旧武士刺杀。
至此，“三杰”皆陨落尘埃。
“维新三杰”最后身故的大久保，死于一个细雨飘零的早晨。据说他的身躯，倒在一辆旧式马车旁。他死后，人们从他的怀中搜出两封旧时信件。一封，是倒幕战争时西乡写给他的；另一封，是他在欧洲考察时寄西乡照片，西乡回信揶揄他形像不适合穿洋装。
志向分道扬镳，忠义无法两全。
这两封旧信，也成为大日本帝国最后一丝温情，此后这个帝国变得如巨蟒一般冰冷无情。
西南战争第二年，即1878年8月，参加过战争近卫炮兵队，因为不满俸禄减少，发起竹桥暴动。
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爆发，更为防止再出现西乡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，冷血的山县有朋，给日本陆军带去一项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——设立参谋本部，由参谋本部部长独揽军权，直属天皇，政府和议会无权干涉。山县自任第一任参谋本部部长。
这项改革，表面是为了防止叛乱，防止政治人物干涉军队，但明治时期，文官与武官职权并未严格区分，许多军人兼任着政治要职。如此一来，这项改革的实质结果，是军队变成军政跨界要人的私人玩具，无人制约。
比如山县本人，任军中要职时，也兼任内务卿，后来又在1889年、1898年两次任首相，而且培养了诸多亲信，比如后来成为首相的桂太郎、寺内正毅、清浦奎吾、田中义一等人。
这些人个个都是横跨军政的高官。他们结成封闭的精英小圈子，把持着其他政客无权干涉的军权。
日本衍变成军国主义，以及后来诸多对外战争，山县这项改革“功不可没”。
日本对外战争，最新遭殃的是中国台湾，尔后就是朝鲜半岛。
刺杀金玉均
1894年3月28日，朝鲜政客金玉均，被人暗杀于上海一家日本旅馆。
1894年3月，金玉均由朝鲜朋友洪钟宇、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陪伴，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。
入驻酒店的第二天，洪钟宇突然闯入房间，朝金玉均开了两枪。中两弹后，金没有死亡，逃至走廊，结果背后再中一枪，享年43岁。
杀人之后，洪钟宇逃之夭夭。和田延次郎发现金玉均的尸体，他不知道如何处理，花钱买了一口棺材，联系好轮船，准备运回日本。
但就在轮船启航的前一晚，尸体被清政府强行扣了下来。随后，李鸿章派军舰“威远号”，将灵柩和凶手洪钟宇，一并送回了朝鲜。
近代以来，朝鲜半岛夹在中俄日三国间，成为一块是非之地。1863年，朝鲜国王哲宗驾崩，李熙继位，庙号高宗，高宗未成年，生父大院君作为摄政王执掌大权。
10年后，大院君辞去摄政，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李熙。政权交接时，外戚王妃闵氏趁机篡权。从此，朝鲜政权，大院君为一派，王妃闵氏为一派，围绕着懦弱的李熙，斗得你死我活，以至民不聊生、国政腐败。
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，吞咽口水，蓄势待发。
作为朝鲜的宗主国，清朝不愿意看见日本动手，因此劝告亲清的王妃闵氏向日本开放港口，主动向日本学习。
1876年朝日签订《江华条约》，闵氏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。但这触动了朝鲜旧军人利益，招致大院君主导的旧势力猛烈反击。
1882年，大院君煽动军队叛乱，挑起“壬午兵变”。乱兵烧毁日本公使馆，杀死七名日本军事顾问。
应闵妃要求，清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了兵变。为了平息日本怒火，朝鲜国王派遣全权特使，前往日本谢罪，清政府也把闹事的大院君押送至清国软禁起来。
朝鲜派遣去日本谢罪的全权特使，正是由金玉均为首的一行人。
金出身朝鲜没落贵族，通过科举进入朝鲜政坛，向往西方近代文明。借着这次谢罪机会，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识。
金玉均被福泽谕吉忽悠得一愣一愣，回到朝鲜后，秘密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——开化党。1884年，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，劫持了朝鲜国王，企图推翻皇室政权，史称“甲申政变”。
政变几乎快要成功，一向亲清的闵妃，再次向驻守朝鲜的清政府特使袁世凯求救，这才迅速平息政变。金玉均代表的开化党，仅掌权三天，便一命呜呼，金本人化名岩田周作，遁入日本避难。
这场政变，除了引来清军，也招来日本公使馆警卫队。两国军人对峙，各有伤亡。为解决纠纷，两国分别派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，在天津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约定“今后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，清日两国如果要派兵，须事先相互行文告知”。
逃至日本的金玉均，实际已没有利用价值。所以尽管金百般讨好日本人，但日本政府只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。
朝鲜这边，不断向日方施压，要求交出“叛徒”金玉均。金如丧家之犬，祖国回不去，日本也不要他。1886年6月，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再次下令：金必须在15天内滚出日本。
无处可逃的金，不得不流亡至一座日本偏远的小岛，一直熬到1890年才回到东京，期间，受尽屈辱，身体被恶劣的环境搞垮，多亏一些日本同情者援助，才得以苟活下来。
说到底，金玉均不过是被福泽谕吉忽悠的韭菜。
福泽谕吉
福泽出生于1834年，1860年，日本向美国递交《美日友好通商条约》的批准文本，他曾跟随美舰横渡太平洋，成为最早访问美国的日本人。1884年之前，他曾寄希望朝鲜和清国“自主开化”，最终能和日本同穿一条裤子，共同抵御西方列强。
但金玉均的失败表明，等着中朝“自主开化”的幻想，终究是幻想。因此金失败后的第二年，福泽就发表了著名的《脱亚论》，呼吁利用战争手段，强迫朝鲜和清朝全盘西化。
1894年，在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金玉均，计划来中国碰碰运气。他与李鸿章儿子李经方，是多年好友，希望通过这层关系，能与李鸿章搭上线。两人约好在上海会面。
消息传出后，居住在大阪的朝鲜人李逸植，表示愿意为这趟旅行提供资金，还同意为金偿还巨额债务。李逸植给了金一张汇票，告知要兑换这张汇票，必须由朝鲜人洪钟宇一起陪同才行。
可金玉均怎么也想不到，拥有法国留学背景的洪钟宇，其实是专门派来杀他的朝鲜刺客。
这场行刺，完成得干净利落。金玉均的死亡，不涉及中日核心矛盾，因此本不至于引发外交事故。主要问题，出现在金玉均的尸体和刺客被清政府运到朝鲜之后。
金玉均灵柩运到朝鲜后，其尸体被朝鲜政府残忍肢解，脑袋和手脚被砍了下来，悬挂在木桩上，上面写着“大逆不道罪人玉均”，躯干则被抛弃在附近空地。其家人乃至全族，也被朝鲜政府抓捕并处决。
杀人凶手洪钟宇，没有被起诉，反而受到英雄般待遇。
朝鲜政府这等残忍野蛮的举动，激怒了日本民众。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清朝，认为清朝扮演帮凶角色，是更加可恨的野蛮政体。
抛弃了金玉均的福泽谕吉，也跳出来表演圣母，公开表示同情死者，还说清政府违反了《天津条约》，而且“芯已腐败为朽木”。
至此，一场教训“野蛮”之国的野蛮战争，有了充分的舆论支持，仅差临门一脚。
文明VS野蛮？
1894年，金氏死后，日本国内“征韩论”、“征清论”甚嚣尘上。当年4月，韩国宗教团体东学党人起义，日本终于找到了开战理由。
这个东学党人，是一融和儒释道的杂交宗教团体，反西方，反基督，吸纳了许多底层农民。1893年，该教教主崔济愚，被朝鲜政府抓捕，并迅速斩首。教徒们疯了，跑去汉城集会，在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墙壁上张贴驱逐洋人的标语，咒骂馆内外交官，其中也包括日本和清朝的公使馆。
李鸿章派“靖远”、“来远”二舰奔赴仁川，以宗主国身份维持秩序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，也派遣“若干”日军奔赴朝鲜，保护侨民。
1894年6月，东学党内乱平息，清日两国军队都没撤离。为此，两国吵了几个回合。7月23日，两军交火，甲午战争就此开锣。
日本国内民众普遍欢迎这场战争，视为“开化民族”对打“愚昧民族”。这种舆论，跟金玉均的死亡造成的舆论一脉相承。
既然日本不惜使用武力逼着朝鲜和中国走向“开化”、“文明”，那对当时清朝的现代化努力，日本是不是真的表示欢迎呢？
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
日本人向往现代文明不假，但绝不愿意看到清廷觉醒，反而对它的各种“进步”感到恐惧。
1881年，新疆阿古柏在俄国的挑唆下闹独立，清廷派出左宗棠，用武力成功剿灭叛乱，并与俄国签订《伊犁条约》，迅速恢复伊犁秩序。
这场战争，让许多日本人又惊又怕，感叹“中国变了”。
另外我们前面有提到，1882年，朝鲜爆发“壬午兵变”，1884年，金玉均发动“甲申政变”，也都是清朝快速平息。
清朝除了有出色的军事能力，还支持闵妃集团，向日本学习，实行开化制度。
同在1884年，法国人因为争夺越南港口使用权，被清军痛击。虽然在海战中清朝落败，但清军总体相当神勇，为和谈争取了有利条件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清朝确实在慢慢“开化”，而且不惧使用武力，勇敢驱逐觊觎它藩属国和领土的列强。
中国人口、国土面积是日本十倍有余。这样一头睡着的巨龙，一旦觉醒，势必成为日本最大的威胁。
首先感受到这种潜在威胁的人，正是日本陆军灵魂人物山县有朋。1880年，他在上奏明治天皇的《近邻邦兵备略表》中表达了这一焦虑，里面提到清政府如何大力建造船厂、兵工厂和炮台。
言下之意，日本再不快一点现代化，再不扩充军备，可能会落于中国之后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1888年12月，山县前往欧洲考察地方制度，得一高人指点，鼓励他尽快发动一场战争。
此高人，就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洛伦茨·冯·施泰因。此人在法学、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，都有极深的造诣。伊藤调查欧洲各国宪法时，也曾拜访他。
当时俄国正计划于1891年开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，这条铁路将从俄罗斯腹地，一直延伸到海参崴。
山县询问施泰因，这条铁路会不会对日本国防造成威胁？施泰因答：“单纯这条铁路，不至于造成多大威胁，但如果俄国占领朝鲜半岛，那日本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。”
那要怎么解除这一潜在的威胁呢？施泰因告知，必须赶在中国和俄国之前，率先控制朝鲜，不一定要完全占领或侵吞，但必须逼着朝鲜“中立”或“独立”。
施泰因的建议，山县深以为然。1889年12月，他回到国内后，接管内阁。从这时起，战争不可避免了。
清日战争，两国武器装备，不分伯仲，但日本赢在民心齐、后勤保障好、战术配合得当等制度优势。
战争的后果，是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清廷赔钱，割让台湾、辽东半岛，开放更多通商口岸，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。
其中，辽东半岛，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，日本人刚吃进嘴里，又吐了出来。但清廷必须为此赔偿“赎辽费”。
清廷支付给日本的赔款，高达2亿两白银，加上“赎辽费”，总计3.6亿两白银。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日本年度预算3倍有余。
闵妃惨死
朝鲜被日本“解救”之后，宣布“独立”，日朝两国进入短暂的甜蜜期。
皇室之间互赠礼物，朝鲜国王赦免了政治犯朴泳孝的罪责，准许他回国。此人曾参与1884年金玉均发起的政变，失败后流亡日本。
日本承诺，要帮助朝鲜走向现代化。驻朝公使井上馨，向天皇提交了一份为朝鲜提供贷款、建设各类铁路、电报线路的宏大计划，建议从清朝赔款中拨出500-600万日元给朝鲜。
朝日看来手牵手、永结同心了，可就在此时，许多日本人却有点迷惑，日本这么做，到底求什么？把朝鲜建设好了，他们真会感恩戴德吗？
实现朝鲜“独立”，是日本漂亮的宣传口号，真正目的是希望朝鲜作为一块屏障，抵挡来自俄罗斯和清朝的威胁。但许多日本人却感觉，日本当局有点被自己的宣传口号给骗了。
最能体现这种迷惘心理的人，是井上馨的后任三浦楼梧。此人非常不愿意接受驻朝公使这一职务，迫于政府压力，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任。
三浦楼梧
三浦上任后，向朝鲜国王递交国书时，直言不知道日本政府希望他干什么，还说没什么事就别叫他，他会在公使馆抄写佛经，将亲手抄写一部观音菩萨经给闵妃。
日本人的不安全感，由于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加剧了。
一向反日的闵妃，也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。三国迫使日本还辽，让许多朝鲜人觉得，日本也不过如此，还是俄国人最强大。闵妃起心动念，希望与俄国交好，借此清除日本的影响力。她与俄国公使卡尔·维贝及其妻子交上了朋友，双方眉来眼去。
此时的闵妃，45岁，按照朝鲜王室规定，不能随便见皇帝之外的男人，很少人知道她长什么样，为数不多见过的，都说她是大美人，皮肤白皙，眼睛黑亮，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。
明成皇后，闵妃
但她也是狠角色，1895年7月，她又干了一件挑衅日本的事：指控已经赦免的从日本流亡归来的朴泳孝谋反。
日本努力与朝鲜修好，但好不到一年，朝鲜王室的风向悄然而变。
跟三浦楼梧一同前往朝鲜任职的顾问冈本柳之助，与金玉均是好友，金被暗杀后，他曾奔赴上海收尸，只不过比清政府晚了一步。他是坚定的反朝鲜人士，察觉到朝鲜王室气氛变了之后，他与三浦楼梧密谋了一件大事：干掉反日亲俄的闵妃。
两人经过多日部署，想出一个绝妙方案：利用闵妃和大院君的矛盾，杀掉闵妃后，对外宣称，她是在大院君发动政变期间被杀害的。
10月8日凌晨，60多名三浦楼梧找来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朝鲜制服的警察，闯入王室寝宫，疯狂搜捕闵妃。由于谁也没见过闵妃，只能四处胡乱搜找，抓住宫女后殴打、逼问、指认，若说不出闵妃下落，当场处死。
这一残忍的场面，刚好被一名叫士巴津的外国人看见。这人原是朝鲜皇帝找来护卫皇宫的，后来成为这次日本刺杀行动的目击证人。
在搜寻了多个房间后，一名日本浪人在一间厢房找到了镇定自若的闵妃。经过多名宫女指认，以及对王国和王世子的逼问，确认无误后，闵妃惨死于浪人利刃。
由于无法确定闵妃是否真正死亡，该浪人用被单包裹好尸体，移出宫殿，放于苑内。不久，其他日本人围拢过来，又将尸体搬运到附近皇家公园树林，浇上汽油，堆上柴火，点燃……
至今没法确定，具体是谁杀害了闵妃。三浦楼梧一开始企图隐瞒真相，但现场那名外国人后来出面作证，日本人赖不掉了。
东窗事发后，这群杀人犯被送上法庭，冈本柳之助被控谋杀闵妃，但其他人也吹嘘自己才是凶手。
他们不以为耻，个个绘声绘色描述当日情景。可以确定，闵妃死时，遭遇恶毒的侮辱，浪人偷了她身上的香袋和贵重物品，还有人扒了她的衣服，查看了她的私密部位……
此事曝光后，朝鲜全民激愤，视日本人为死敌。
日本在朝鲜辛苦建立起的好感，在这次行动中败得精光。从此，除非使用高成本的武力措施，日本别想再驯服朝鲜。
西方人也吓一跳，他们说，原来日本人一直在装文明人。
1896年1月14日，日本军事法庭，裁定日本人策划和实施了这次谋杀。但冈本柳之助和同伙，无罪。三浦也只在一个舒适的牢房休息了90天。
事实证明，这起谋杀案，是日本独特体制下的必然产物。它以效忠天皇之名发起，又在曝光后成功躲过法律的惩处。所谓宪政，不过是恐怖分子、军国主义者的玩物。
日俄之战
闵妃死后，发生不少大事，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掌控朝鲜的信心。其中最大的一件，是中俄突然成了塑料花好哥们。
1896年，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，李鸿章出席，收到一笔不小的贿金。这一年6月，两国签订《中俄密约》，约定，当日本攻击中俄任何一方，两国一致对日，同时约定，从黑龙江、吉林至海参崴的东清铁路（中东铁路）的铺设权，交给俄国和法国的银行。
1898年，俄国担保援助清政府对日赔款，以换取旅顺和大连湾25年租借权，以及一条延伸至旅顺、大连的铁路铺设权，也就是南满铁路。
联想到施泰因当年的忠告，中俄勾搭，不啻为日本噩梦。
1900年，清朝发生义和团运动。俄国以保护满洲北部的利益为由，派兵占领黑龙江沿岸，同时派兵至北京。义和团内乱结束，俄军赖着不肯走。
清朝蒙了，塑料兄弟秒变无赖。但同样坐立不安的，是在中国有诸多利益诉求的英国、美国和日本。
日本最先坐不住，随后，俄国的死敌英国也坐不住了。1902年，日英结盟。
如此一来，两两结盟，互相对抗，这是日俄开战的前奏。不过俄国毕竟不同于清朝，实力强大得多，轻言战事，对日本并不明智。
1903年12月21日，时任首相桂太郎，代表议会，写信征询山县和伊藤两位元老的意见，其中写道：“在朝鲜问题上，我方要充分陈述修正的期望，如果俄国不同意，就贯彻最后的手段，战争。”
山县回复：“开战的论调，老夫不知道。”
此时的山县，更加关心朝鲜的安全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，所以山县觉得可以谈就继续谈，不必急着打。
直到开战前两个月，双方交涉始终没有断。日本希望俄国承认自己在韩国的优先权，作为交换，日本虽然无法认同俄国占领满洲，但可以承认满洲的铁路沿线为俄国的势力范围。
这就是著名的“满汉交换论”——两个强盗，拿着别人家钱财假客气。
当时俄国非常傲慢，不把日本放眼里。俄国的远东大臣别佐布拉佐夫认为，满洲要，韩国也要，“至于日本这样的小国，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针对日本提出的“满汉交换论”，俄国故意提出几个日本根本无法满足的条件：承认俄国在朝鲜海峡的航行自由 ；以北纬39度为界，北部韩国保持中立；日本需保证不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战略活动。
这种态度，摆明了要打架。
1904年2月6日，日本断绝与俄国外交关系，这天早上，日本舰队拔锚起航，攻击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。2月9日-10日，两国正式宣战。
日俄战争
战争持续了大约一年半。日本采用“陆海行动协调合作”战术，由乃木希典担任司令官的陆军，攻陷旅顺要塞，再偷袭旅顺港的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。
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被编为第二太平洋舰队，正驶向远东。日本海军，必须阻止这支舰队，与停靠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会师。
为了攻陷旅顺，日本几乎不惜一切代价，结果造成15390人死亡、43914人受伤，另有3万人病倒，总司令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，也殉国了。（因为这场战争死人太多，1912年明治天皇死后，乃木希典跟着切腹自尽以殉葬）
但总算是赢了，旅顺港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日军成功偷袭，残余舰只龟缩至海参崴。
之后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指挥联合舰队，对阵俄国海军中将罗杰斯特文斯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对马海战”。
结果，俄国38舰只，21艘被摧毁，被俘7艘，被中立国扣留6艘，回港3艘，将士阵亡4830人，被俘6106人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而日方仅损失三艘鱼雷舰，死亡117人，伤583人。
整场战争算下来，日本赢，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。国内1000万男性劳动力，200万上前线，共死亡84000人，也有“20亿钱款和20万生灵”的说法。
战争结束后，由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主持，日俄签署《朴茨茅斯条约》，俄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绝对主导权。
条约还规定，俄国在满洲的权益，有害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的一概废除，日本还获得租借旅顺、大连和部分中东铁路沿线的权力。
但与《马关条约》不同，《朴茨茅斯条约》没有赔款条目。为打这场战争，日本债台高筑，民众为此付出巨大牺牲，可俄国人一毛钱不赔，这让日本民众无法接受。
比较有意思的是，日本人把未能得到赔款的怨恨的矛头对准了美国，认为是居间主持签约的西奥多·罗斯福搞的鬼，把这说成是“白人的阴谋”。
走向癫狂
日俄战争打完后，英日同盟续约。日本进一步殖民大韩、占取中国权益，有了更多底气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根据日英同盟条约，日本积极参战，瞄准对手德国。最终，日本以1250人伤亡的微弱代价，夺取了德国留下的赤道以北南洋诸岛和山东半岛。
那段时间，日本经济也在快速扩张，制造业增长了30倍，化学工业增长了96倍。日本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，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国。
但一战前后的繁荣，仅持续了极短的时间，进入1920年代，日本的状况急转直下。
1923年，日本遭遇百年不遇的“关东大地震”，14万人死亡，东京都、神奈川县、千叶县、静冈县等地80%的房屋坍塌。地震引发海啸、火灾、瘟疫等多种此生灾害，半个日本犹如地狱。
一旁穷得吃不上饭的中国，不忍直视，官方号召群众捐钱捐物。
但日本并不感恩，余震未了，就杀死了716名在日中国劳工。他们全部死于剑刺、斧劈、刀砍和钩扎。
日本人一开始企图隐瞒，后承认“误杀”。据说是因为听说朝鲜人在地震期间趁乱放火、往井里投毒，他们要杀朝鲜人，结果在杀害了6000-10000名朝鲜人同时，“不小心”误杀716个中国人。
后有证据表明，日本人的“误杀”蓄谋已久。
这只是一战后日本神经错乱的事件之一。真正让日本陷入癫狂的，是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迅速刮起的右翼风潮。
1911年，26名参与刺杀天皇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。
明治天皇由于未受丝毫伤害，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场刺杀，因此大发慈悲，赦免其中12人死刑，改无期徒刑。
这起暗杀未遂而大规模杀头事件，就是著名的“大逆事件”。事件曝光，震惊海内外，此后，无政府主义连带社会主义，成为日本的敏感词。也因为这起事件，日本设立了思想警察“特别高等科”（简称特高科）。
1917年，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，日本进一步掀起反赤风潮。1925年，日苏建交时，日本又通过《治安维持法》，防范赤化。
《治安维持法》甫一实施，就成为特高科和右翼分子打击“异端”最有力的合法武器。
比如，1929年，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，仅仅因为有反对《治安维持法》的想法，就被一名右翼分子用短刀割断颈部。
同一年，日本展开大规模搜捕，800多名日本左翼领袖，被一网打尽。他们被抓进监狱后，被逼着忏悔，发誓支持政府。
有了《治安维持法》，特高科实际沦为“合法的恶棍”，无论谁，一旦落入其手，棍打、滚烙铁和灌水等酷刑是常规操作。
到了1941年，由于战事紧张，《治安维持法》又变成钳制反战思想的工具，大量无辜的平民因此遭殃。
栃木县一位母亲，仅因为抱怨儿子被征兵，被逮捕。高知县一位农民，因为抱怨战争造成穷困，也被逮捕。
白色恐怖来袭，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活动销声匿迹了，但极端右翼的刺杀却愈发频繁和“义正言辞”。
1932年2月，前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，在演说会场造暗杀；
紧接着3月，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，倒在公司大门口。
警方调查发现，两人死于同一个暗杀计划，该计划预备杀死20名日本政要，包括元老重臣、现任首相、外务大臣、司法大臣等。
计划的制订者，是一个名叫井上日召的僧侣。此人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流浪12年，对日本政治失望，愤而出家，变成一名极端右翼。
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来临，井上日召幻想通过暴力改造国家，组织“血盟团”，暗杀有害国家的政要。他大言不惭地宣称：“暗杀是忧国青年促使国家决心的唯一手段，是菩萨行为。”
右翼分子的凶残，来自他们狂热的幻想。但日本制定的法律，却将他们的幻想穿上了一件“理想”的外衣。
1931年，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，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，谋划通过恐怖活动发动政变，史称“三月事件”；
接着同年10月，又发生“十月事件”，依然是由樱会和大川周明发动，旨在推翻政党内阁。
1932年5月，发生“五一五事件”，首相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，被右翼分子杀害。
……
在合法外衣掩护下，日本人急速右化疯癫。现在日本人经常用“那些人”指黑道，但在当时，“那些人”专指极端右翼警察和陆军。
1931年，日本首相滨口雄幸的死，大概最能反映右翼在日本滋生的根源。
1930年，作为首相的滨口雄幸，同意与英、美、法、意共同签订条约，一起裁减军事开支。当时世界正处经济危机，裁减计划，对国家有利无害。
但右翼认为这是在毁日本前途。而且他们认为，首相滨口雄幸也没有权力实行裁军计划，这是严重违宪、“干犯统帅权”的行为。
右翼援引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第11条规定“天皇统帅陆海军”，也就是说，陆海军统帅权，只有天皇可干涉，首相以及内阁无权干涉。
但赞同裁军计划的人，同样援引宪法第12条规定“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”，认为裁减军队预算纯属“国务”或“政务”，首相和内阁，即使违背军部意见，只要得到天皇许可，并不违反宪法。
总之，双方觉得宪法支持。其实这是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本身矛盾造成的。
伊藤制定这部宪法，一方面想要现代宪政，一方面又想保留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。这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，硬要凑一块，只能一边推高天皇的道德权威，一边削弱他的实权。
前面我们说过，山县有朋曾为陆军设立参谋本部。参谋本部权力极大，除天皇外，具有绝对的军事自主权，不受议会、首相和内阁干涉。
如此一来，军队和议会相互独立，没有实力但道德权威极高的天皇，实际就成为军队和议会争抢的一块肉。
以前，维新派元老，往往既担任内阁，又兼任军中要职，宪法中的矛盾未暴露。但1930年代，老一辈维新元老相继凋零，军部与内阁间的矛盾，就慢慢浮出了水面。
军部中右翼分子得势后，两者的矛盾更是形如水火，于是催生大量谋杀、刺杀。
滨口雄幸本人比较有骨气，遇刺后他受了重伤，伤势没有痊愈，就早早上班了。他不想屈服，也不能屈服。
他知道，如果真由极端右翼军官或参谋本部得逞，日本的政党和议会政治就彻底歇菜了。
但天不遂人愿，当时日本社会的氛围，已经完全极端右翼化。滨口雄幸死于没有痊愈的枪伤，那些赞同伦敦条约的政客、学者，也相继遭遇刺杀、枪击。那名刺伤滨口的右翼分子，本被判了死刑，但两次减刑，于1940年11月获准假释，服刑不到10年。
后来参谋本部和右翼，屡屡以防止“干犯统帅权”为借口，大行军国主义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，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内阁，对战争进展和计划毫不知情。内阁会议上，拓务大臣向陆军大臣询问“军事行动何时结束”，陆军大臣不予理睬。海军大臣想要接话，被陆军大臣严辞怒斥：“那些事情可以在这种地方说吗？”
在这种氛围里，可以预料，新成长起来的文官大臣，也多半会变得激进、强硬、右翼化。比如1880年出生的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，就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满蒙生命线
松冈洋右自小在美国长大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1921年，他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（满铁），从主管升至副总裁，是一名“中国通”。
1930年，松冈洋右当选参议员，大肆鼓吹用武力解决“满蒙问题”。
松冈洋右是一人才，带日本加入轴心国的是他，愤而退出国联的也是他
此人提出，满蒙在国防和经济方面，都是日本的生命线。这一主张大受右翼欢迎，“满蒙生命线论”迅速风靡日本，成为一时流行语。
这个生命线论，其实要上溯到当年山县有朋向施泰因的请教。当时施泰因也教给山县“两条线”：主权线和利益线。
所谓主权线，就是国土范围内的主权状态，利益线，就是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状态。只有这两条线都安全了，日本才会安全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要让朝鲜“中立”，才能保证日本安全。后来日本实现了这一目标，不仅让朝鲜“中立”，还一口吞并了它。
但日俄战争和一战后，日本的胃口越撑越大，吞了朝鲜后，还是没有安全感。
松冈洋右提出的生命线论，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欲求不满的进一步表现，企图生吞掉满蒙地区（东北+部分内蒙古地区）。
俄国势力退出后，日本在满蒙投入了巨资。鼓动150万日本人来此定居，截止1926年，民间和政府的投资，也达到了14亿日元。
日本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，其实根本吃不下这么一大块地。日本政府为了哄骗日本国民前往满蒙作屯民，编造了许多谎言，把那儿说成是一个“流着奶与蜜”的地方，但满蒙比日本的天气要寒冷得多，日本人根本不适应。
当时被哄骗过去的人，大多来自日本的穷乡僻壤，这些人在大萧条时期举步维艰，所以来中国试试运气。为了鼓动这些人来中国，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项连坐性质的奖惩措施，一个村如果没有派够人员前往满蒙，就别想拿到政府基础建设补贴资金。
但在右翼的眼里，即使吞不下，也要硬吞生吞。
松冈洋右鼓吹“满蒙生命线论”后几个月，关东军策划了“九一八事变”。
“九一八事变后”，日本政府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做过一个意见调查，问为了满蒙地区而使用武力，是否正当？竟然有88%受过高等教育的东大学生回答了“是”。
从这可以看到，当时日本的右翼氛围，几乎到了全社会都欲火焚身的地步。
毁灭
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，1935年，日本陆军不要脸地推出“华北五省自治”计划，企图通过侵占华北，进一步控制整个中国和亚洲。
欲望永不餍足，眼睛也就越来越瞎。
从1937年全面侵华，三个月闪电征服整个中国的妄想，到1941年企图战胜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美国，日本就像疯了一样，心智完全被欲望蒙蔽。
这么癫狂的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？
其实癫狂也要有民意基础的。日本制定《治安维持法》的1925年，也是日本真正实行普选的第一年，但直到1930年，占据46.8%的农业人口，依然无法在议会获得一席之地。
比如1930年，农民都期盼的加大农业投入的《小作法》，就没有在议会通过。
然而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，日本受害最大的就是农村。大多农家以养蚕为生，如果能获得低息贷款，便能熬过经济危机。可议会中的政党，都对农民的需求不闻不问。
就在此时，右翼化的日本军部反倒喊出口号：“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。”
为什么军部会喊出这个口号？这是因为，日军最重要的兵源来自农村劳动力。军部在制定国防政策时，特别留意农村人的生活保障。
陆军1934年1月制定《紧急政治事变发生时的处理纲要》，用了很大篇幅，提出动用国库负担农村义务教育费用、肥料贩卖国营化、稳定农产品价格等等。
虽然一旦发生战事，这些承诺多半化为泡影，但在议会不关心农村利益时，表达出明确保护农村利益的陆军，肯定会成为农民的救世主。
右翼军部，因此得到占最多数的底层国民的支持。在这种情势下，整个社会陷入右翼癫狂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1937年7月，日军挑起“卢沟桥事件”，是真相信3个月可以结束战斗。可8月13日开始延续到11月9日才结束的淞沪会战，给了“速胜论”一记重拳。
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伊东政喜，作为日军第101师团的师团长，在10月10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：“中国人的顽强堪比日俄战争时旅顺的俄军，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论我方如何炮击，似乎都要坚守至全体阵亡为止。”
速胜论的希望破灭，日本找老蒋谈判。老蒋不妥协。汪精卫妥协了，建立汪伪政府。别人骂汪卖国贼，她老婆反驳：“蒋介石选择英美，我的丈夫汪兆铭选择日本，这有何不同呢？”
日本人疯狂的顶点，当属1941年发动珍珠港突袭。
其实日本人攻打珍珠港，国民政府最高兴。
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，重庆国民政府官员，一个个高兴到上街庆祝，老百姓莫名其妙，还以为中国打了胜仗，后来传出一个谣言：重庆官员高兴，是因为美国人派500架飞机炸了东京。
国民政府官员之所以要庆祝，是因为这意味着美国人宣布参战，中国有了盟友，也意味着日本真疯了，离毁灭不远。
要知道，开战时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12倍，美国钢产量是日本17倍，汽车保有量是日本160倍，石油更是高达日本的721倍。
实力悬殊如此之巨，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？美国断了日本石油供应，令其不得不打，但这是主要外部原因，核心原因还是日本人因欲望膨胀影响了智商。
当时日军参谋本部为说服天皇，制订了一份连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作战计划。
在这份计划中，他们预测：战争第一年船只损耗量为80万-100万吨，第二年为60万-80万吨，第三年为70万吨。
但实际情况是：第一年日本损失了96万吨，与预测差不多，但第二年就冲到了169万吨，第三年为392万吨，与预测差了5倍有余。
日本人完全以静态数据，预测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。
1939年，美国一年生产2141架飞机。相较之下，日本产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，每年制造4467架。日本人据此以为，只要狠狠打赢最初的战争，美国就会乖乖屈服。
但在美国全力投入战斗后，其战斗力不仅没摧毁，反而越战越勇，飞机更是越打越多。
1941年，日本生产的飞机数量若以100计，那么同时期的美国大约只有107，双方的差距很小。但是到了1945年7月，日本若为100，美国则达到了1509。
两国实力，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
战争一开始，日本人打得非常凶猛，曾一度令国民相信“日本不败论”。但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后，美日战争实际已经决出胜负，但日本人不认输，非打到灰飞烟灭不可。
有一个叫吉田裕的教授，在一本叫《亚洲、太平洋战争》的书中做过统计，日本士兵将近90%死于二战最后一年。
日本士兵，喜欢往家里寄明信片，然而到了1944年，大部分明信片的寄送突然停止了。
被派遣到新几内亚的日本第十八军，10万人竟有9万人活活饿死。1945年春天打响的硫磺岛战役，日本守军遭全歼，阵亡23000人。
在他们的故乡，孩子们在家中疑惑：“奇怪了，父亲的信一直不来，隔壁村的谁家也是。”
日本政府不让国内知道士兵大规模死亡的信息，谁去调查或收听外国广播，会被治重罪。
终于，美国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炸回了原始社会。
比日本人更惨更无辜的，是330万中国军人、800万平民伤亡，以及派往海外征战占总人口16%的朝鲜人。
鲜活的生命，化成一个个冰冷的数据。无数消逝的生命未能得到一块简陋的墓碑。我们今天依然在追问，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，疯癫的日本人真心忏悔了吗？
结尾
看日本帝国这段兴亡史，我经常回想过去中国40年一步步走向强盛的过程，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我们前面说过，早在西乡隆盛时代，稍微有点起色的日本，就已开始筹划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，一直到1945年毁于二战，大日本帝国自始至终输出的就是血与火。
可今天的中国呢？同样在崛起，但绝对可以自豪地说，我们今天的成就，没有任何血污，也从未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矛盾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
其实一个国家的崛起，牺牲是必然的，只是牺牲自己还是让别人替自己牺牲的区别。
为了今天的成就，过去40年，中国牺牲了无数的田园风光，制造了数不尽的“空心村”，以及成千上万无法跟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。
1.7亿人外出务工人员，常年漂泊在外；每年像潮汐一样的春运，总运量超过4亿人次；还有那些驻守边疆的士兵和建设者，往往一待就是十载、数十载。然而，这背后都是一个个渴望团圆的普通人；他们有爱，有家庭，也有孩子和父母。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的牺牲和贡献，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富强和崛起。
过去老听中国和平崛起之类的话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背后深藏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苦与泪。
纵观过去各大强国崛起之路，从英国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扩张，到美国的门罗主义，再到日本东亚共荣圈的野望，哪一个不是血迹斑斑？
老有人嘲笑中国人不懂现代文明，其实一个国家最大的文明，就是靠自己双手创造自身幸福，不当强盗，不抢别人碗里的东西。
由于西方强大的宣传能力，今天还有好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够自信。其实多了解点其他国家的兴衰史，就会发现，大可不必。
人类历史上，像中国这样持续40年高速增长、却不对外扩张的大国，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，甚至绝无仅有。包括今天的印度，崛起之路，都是带刺的，稍有点颜色，就大肆开染坊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更愿意相信，中国能行稳致远。
那些通过血与火的方式崛起的国家，以己度人，老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危险。想想挺可笑的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今天中国早已不再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，也无惧这类恶意揣测。
兴亡谁人定，盛衰岂无凭？山高水远，冷暖自知，走自己的路，不挡他人活路，就不怕野鬼和豺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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